浅思宪法法条的合理性
本帖最后由 徐文慧 于 2021-2-9 23:06 编辑因聊天中偶然遇到的话题，开始思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么如何论证宪法中法条的合理性呢？怎么能够判断它“正确”还是“不正确”呢？ 后来向法律专业的朋友请教，整理和思考后的结果记录于此。
自己完全是法律小白，如果有任何错误之处，请不吝指正。
1. 宪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如果想论证某个法条的合理性，难免需要思考它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所有的法条都可以轻松论证其合理性。因此，我需要首先去想清楚，宪法的根本目的是不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先看法律的起源。
从法律的起源来说，一般认为法律的渊源之一是习惯法：法律是一种契约的结成，是双方或者小团体约定好的一些事情。从这个起源上，这不涉及到统治阶级——大家在一起说好了一些事情，那怎么能说谁是统治阶级呢？（比如说，有个部落，大家说好了不准杀人、不准强奸、不准盗窃，那么谁又是统治阶级呢？酋长是统治阶级吗？不能这么说的。）
阶级概念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而存在的。列宁对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
当在一个社会上出现了等级和作用的分差，也就是社会出现了阶级的分化，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诉求，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
法律演变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阶级的区分。即，阶级产生的时间是晚于法律的。
那么在阶级出现之前，法律就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个人服务的、为团体服务的、为族群服务的。法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个比较近代化的观点，不是法律的最初意义。
那么，宪法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不是统治阶级的稳定统治？
这是存在不同立场的。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宪法肯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如果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宪法肯定是为维护个人权利服务的。
但是在中国，基本共识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统治”，也就是说国家主义立场就是基本共识。
但是中国又讲“二元结构”：既维护稳定统治，也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如果细想一下，统治阶级的稳定统治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可以完全统合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是冲突的（以征税为例，个人愿意交税的前提是，相信统治阶级可以把这个钱用于服务个人；如果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把征来的钱用来吃喝消费，那个人肯定不同意）。那么，这里如何统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对于统治阶级的定义，中国也有特殊性，也可以多思考思考。中国的宪法文本规定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但是国外的法律不用统治阶级这个词，它们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它们“注重人民的概念、这个国家是人民的、人民通过社会契约结成了一个国家”，而不会说国家是工人阶级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进程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2. 如何论证宪法制定的合理性
既然普遍意义的宪法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那么如何能够论证宪法中的某个法条是否“正确”呢？
价值的高低之分决定了论证空间的存在。
首先需要明确，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有高低等级之分的。这意味着，宪法法条的合理性必然有论证的空间。
举例来说：从“自由”和“生命”之间选一个，你选哪个？这个选择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进一步的，从自由和民主之间选一个，你选哪个？这个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考虑了。安全、生命、自由、民主、平等、经济发展等价值之间，肯定有高低之分。
这种等级的排序，会反映在一个国家的宪法里边，体现了这个国家对于各种价值的“价值判断”。
会有总体的规则，来大概规定价值上的先后顺序；同时会有具体的规则，来明确，在xxx情况下会剥夺xxx自由（也就规定了何时能剥夺了人生来就有的权利，比如服兵役对应着人身自由）。
当然，并不存在某个价值统一地优于另外一个价值，具体的规则实际上规定了具体情况下哪种价值更高。
因此，想要论证宪法某一条是否合理，还是要首先明确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决定了“价值判断”的体系。
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必然选“国家安全”（比如义务兵役制就要求个人舍弃大量的自由）。
不论什么立场，始终需要统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些最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判断体系，也不能为了维护个人权利而完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样的话国家就没法存在了（契约论）。
程序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涉及制宪权和修宪权。
制宪权和修宪权，后者从前者延伸出来。讨论了制宪就讨论了修宪。
首先要知道，宪法是全民的意志、整个国家的意志，而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除非统治阶级表明自己能够代表全民的意志。如果一部宪法仅仅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那其他人就会认为它们的意志没有被代表，它们就会推翻统治阶级。
所以，全民拥有制宪权和修宪权。但是制宪权可以转移，可以由代表来行使（中国的制宪权，由中央起草，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国外制宪，全民公决）。
如果认为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那么，即使统治阶级声称它可以代表人民，人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代表，因为有一些权利就是要自己行使的。那么宪法条文的修改，是否要合理问问人民？按理来说是需要的。
既然具体的规则剥夺了人生来就有的权，这其实应该问公民的意见：我在xx情况下剥夺你的xx自由，那你同意吗？
理想状态下——
国家要实行XX基本国策了，应该先问问全民的意见：你们愿意吗？
全民讨论之后：因为XX有利于XXXX，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愿意。
国家再问：愿意长久实行吗？
全民讨论：愿意。
全民讨论的过程，是论证这个东西是否符合根本利益的过程。这是讨论的起点。
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中央出台一个政策，然后人民提意见（实际上，提意见的用处不大）。
中国的这个问题，是宪法学届要解决的问题，不经过人民投票、很少问人民意见，这是很有问题的。
另外简单说一下“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协调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的无奈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有很多问题，但是它是最好的办法。
一点小看法是，在宪法文本中，很难找出价值判断的抽象排序。即便是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权衡，也需置于具体的个案情境中考量。学宪法的人好像很难说哪一条宪法条文不合理，法律文本和圣经类似，大多数情形下，专业人士都在致力于将其神圣化。。 私以为“宪法要不要问人民”这个问题最好结合我国当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来理解，其实把这个问题中的“宪法”替换成“法律”、“规章”，答案都是一样的。如果说宪法是不经过人民投票产生的，相当于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核的否定。当然民主集中制也是个复杂的东西，民主集中制只在中国行得通，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因为中国有可以垄断执政权的party，在线环境下就先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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