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疆界”——造就不同文化属性的一个可能解

侯玥辰

“自我的疆界”——造就不同文化属性的一个可能解

       是否中国传统文化更偏弱势文化，西方文化更偏强势文化呢？

       还记得去年的读书沙龙上，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不能一概而论”。今年重读《遥远的救世主》，我开始从书中的一些细节推测丁元英、芮小丹所受德国文化的影响，并尝试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理解“文化属性”之论。

       其实，在丁元英身上发生的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早就在他心里上演了——“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呆着，没有主义，也没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

       在柏林，丁元英出人意料地突然退出私募基金，是认为不能将个人和外国人的利益建立在自己祖国股票市场的漏洞之上。德国人无法理解，而这正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使然，即儒家“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使命感。但丁元英又不完全认同中国传统的“孝顺”的做法，如果父亲成为植物人他就会拔管。因为他考虑的是父亲实际的痛苦与尊严，而不是换得孝子的口碑与虚名。

       美籍华人孙隆基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犀利地论述了中国人的“和合性”。不同于西方人清晰的自我界限与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千年来“和为贵”的思想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浓浓的“人情味”。中国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一方面，这对中国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有重要意义，产生一种“守望相助”的集体主义的温暖；但另一方面，“以退为进”和“不争之争”的态度有可能导致“自我”的过度弱化。作者指出，“在人我界限比较模糊的文化中，人总是要不断与别人比较才能确立自我的价值，而这种比较的重点又易偏向于人与我在社会观众面前地位之高低，而不是看自己内在完成的程度”。

       这本书的内容虽有时代局限性，但对理解所谓“靠救世主”的弱势文化的根源还是有一定的启发：一个关键就在“人与我的边界”。自我的边界过于模糊，既会造就过分依赖别人的人，也会形成过度服务他人的人，即众人感恩戴德的“救世主”。这种模糊的人际关系催生出弱势文化，而我们却不自知，因为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

       而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强势文化，需要建立在“自觉”与“觉他”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建立相对清晰的自我疆界。“自我意识”虽不是强势文化的全部，却是最初一步。文中多处反映的丁元英“靠自己，不求人”的作风，正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也与西方文化中“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的观念不谋而合。

       以上就是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的“自我意识”根源进行的粗略检视。“文化”一词太大，在此不能妄断，愿今后深入探索，或能解开超出《遥远的救世主》本身的更深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