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不自由的社会，贫富差距才是最大的

屈爽

原标题：创造出的平等

摘自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五章

机会均等


完完全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的“相同”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个孩子天生失明；而另一个却视力正常。一个孩子的父母非常关心他的成长及幸福，而且提供给他一个文明和理解的家庭背景；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却品行不端、挥霍无度。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另一个也许在印度、中国或是俄罗斯。显而易见，他们一生下来所面对的机会就不同，也就没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获得完全相同的机会。



像个人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也不能依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它真正的含义也许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句话来表达最为恰当：事业只对天才们开放。没有任何专制的障碍能阻止这些人达到目标，因为他们的才华使他们成为这些职位的最佳人选，而且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也引导他们去不断追求。还有一些不相关的特征，无论是出身、国籍、肤色、宗教或是性别，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机会，只有他的能力能做到这一点。



结果的平等



另一种不同的概念，即结果的平等，在它的那个时代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它首先影响到了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的政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它也同样日益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对于结果平等的渴望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每一个人都应该同时结束赛跑。正如多多在《爱丽斯漫游仙境》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赢了，而且每个人都会获奖。”



这个概念，与其他两个概念一样，“平等”被依照字面意思理解成“完全相同”。其实，没有人真正主张，每一个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是其他生理条件，在分享每一种食物、衣服及其他物品时，都应该获得相同的一份。



尽管目的就是为了“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虽说并非不可能下定义，但也是难以准确定义的。“人人均等，各有一份”，这种摩登的口号已经取代了卡尔·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个结果平等的概念与其他两个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府采取措施促进人人平等或是机会均等就会增加自由；要是实行“人人均等，各有一份”就会减少自由。如果人们的所得要用“公平”来衡量，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正如我们可以一起来问多多：“但是谁来发奖呢？”



“公平”一旦偏离了“完全相同”，就不是一个能凭主观来判断的概念。“公平”像“需求”一样，只有旁观者清。如果每个人都有均等的一份，一些人或是某些集团就必须决定怎么分才公平，而且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他人，同时从所得过多的人那里拿走超过“公平”的部分并补偿那些所得过少的人。



那么这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的决策者们与那些被动的接受者之间平等吗？我们的情形不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一书中所说的“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动物较之其他更为平等”一样吗？



此外，如果人们的所得由“公平”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创造的价值，那么“奖金”又从何而来？工作和生产又有什么动力呢？又如何决定谁来当医生，谁来做律师，谁来收垃圾以及谁来扫街道呢？又有什么可以保证人们会接受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扮演这些角色呢？毫无疑问，只有凭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胁才办得到。



大家普遍相信，一些孩子比其他孩子优越，只是因为他们碰巧有有钱的父母，这是不公平的，而这一观点就是隐藏在结果平等的驱动力之后的道德热情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形式也许是继承遗产——债券和股票、房产、工厂；而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继承天赋——音乐才能、体力、数学天赋。但是继承遗产却比继承天赋受到了更多干涉。然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很多人怨恨别人继承财产，对于他人继承天赋却没有什么不满。



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大家就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政府来纠正这些由自然所创造的不公。但是认识到我们从自己所谴责的不公中受益匪浅，也是非常重要的。



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公平的理想，就不允许阿里在一夜搏击之后（或是为了这一夜做了几天准备之后）赢得比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在码头从事不需任何技巧的工作的人一天的所得更多的回报，那么对于喜欢看阿里比赛的人来说，这是不是更加不公了呢？也许有可能这样做，但其结果就是剥夺了人们观赏阿里拳击的机会。我们非常怀疑如果阿里不能得到比一个码头工人的收人更高的报酬，他是否还愿意去经历那些艰苦的拳击训练或是让自己参加那些拳击比赛呢？



人们自己作出选择，并且接受这些选择所带来的任何结果，这种制度一直流行于我们的绝大部分过去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恰恰就是这种制度给了亨利·福特、爱迪生、伊斯特曼、洛克菲勒、彭尼等家族前进的动力来改造我们的社会。也恰恰就是这种制度驱动其他人为那些野心勃勃的投资者和工业巨头们经营的风险行业提供风险资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失败了，其人数很有可能还超过了成功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参与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他们知道自己在碰运气。无论失败还是成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因他们愿意尝试去抓住机遇而获益。



这个制度所产生的财富绝大多数来自于新产品和新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或是它们的普及。该制度不仅为整个社会创造了额外的财富，使很多人变得更加富足，而且其总量也数倍于那些由创新者自己积累的财富。亨利·福特获得了大笔的财富。与此同时，国家也获得了廉价而又可靠的交通工具以及大量的生产技术。此外，在很多情况下，私人的财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造福社会。这种制度的运行结果与我们目前对于“机会均等”与“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其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私人慈善事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平均主义政策的后果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各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知识与文化背景，而且我们的许多价值观也来源于它们。或许最具指导意义的例子就是英国，它在19世纪倡导了机会均等的实行，在20世纪倡导了结果平等的实行。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国内的主导政策就一直是寻求更大程度的结果平等，采取了一项又一项的措施来劫富济贫。税率一涨再涨，直至财产税升至98%、“所得”税高达83%，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加重了对遗产税的征收。国家提供的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福利措施的比重急剧扩大，同时也增加了对失业者及老年人的救济与补助。



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深受统治了英国数世纪之久的阶级结构之苦的人所期望的效果截然不同。对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却是一个并不公平合理的分配。



相反，产生出了新的特权阶层，补充或者取代了原有的特权阶层：他们无论是工作时还是退休以后，都受到保护而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个拥有经济保障的官僚阶层。工会头头们自称代表了最基层的工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是该国收人最高的工人——劳工运动中出现的新贵；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此类人最善于在国会或是官僚们所制定的源源不断的规章或法律中钻空子牟取私利，或是偷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鞭长莫及的海外去。这确实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但却没能实现更多的平等。



英国平等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措施，虽然有些确实是错误的；也不是因为糟糕的组织管理，虽然有些也确实很糟；也不是因为选用了错误的管理人员，不过有些确实用错了。运动的失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天性。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



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人们也为改善自己的孩子或是孩子的孩子的境况而努力。亚当斯密所说的“境况”并不只是指物质的富足，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因素。他的头脑中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所有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使得慈善活动在19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价值观。



当人们在追求自己的价值观时受到法律的干涉和妨碍时，他们就会另辟蹊径。他们会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是离开这个国家。几乎没人会赞同那种迫使人们交出自己所创造出的价值和财富去资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道德观念。当法律与大多数人认为合乎道德与情理的观念背道而驰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无论这些法律是以诸如平等之类的高尚名义建立的，还是为了使一个团体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牟取私利的赤裸裸的目的而制定的。人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觉得它们公正或道德，而只是惧怕惩罚。



资本主义与平等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总体上的不均。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面对一些人享受奢华生活而其他人则饱受贫困的煎熬，没有几个人能无动于衷。



上一个世纪出现了一种流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富人可以剥削穷人。没有什么会比真理走得更远。只要允许自由市场运作，只要类似于机会均等的观念存在，普通人就可以过上从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



在那些不允许实行自由市场的社会中，贫富差距才是最大的。在一些封建社会中，比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和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世袭的身份决定了社会地位，情况就是如此。而一些中央集权的社会也一样，比如苏联或独立后的印度，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甚至在那些以平等的名义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中，情况也是如此。



苏联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官僚们、共产党的官员们和技师组成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得比他们的祖父母们略好一点的普通人。上流社会的人能够去特殊商店购物，去好的学校读书，享受各种奢华；而大多数人如果想得到比基本的生活所需更多一点的东西的话，就会受到谴责。



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了一辆大轿车，就向导游询问它的价钱。他告诉我们：“噢，这些车是不卖的，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在几位美国记者所写的一些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苏联上流社会的奢华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的鲜明对比。就算在相似的阶层来看，一个苏联工厂中工头与普通工人的工资差距也远远大于一个美国工厂中的工头与工人的工资差距（当然，这是他应得的）。毕竟，一个美国工头只担心被解雇而一个俄罗斯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结论



一个社会，如果为了追求结果的平等，而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平等也不会有自由。运用武力来求平等不仅会毁了自由，而且本该用于良好目的的武力，也会结束在用它来牟取私利的人手中。



相反，一个将自由置于首位的社会，不但会拥有更多的自由，而且会有更多的平等（一个良好的副产品）。当然更多的平等作为更大的自由的副产品，并不是偶然的。一个自由社会放任其成员运用自己的精力和能力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禁止一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但并不阻止一些人在不妨碍自由的情况下享有职务特权，当然它也不会允许这种特权制度化；但是这些人会受到那些有能力的、雄心勃勃的人的不断冲击。



自由意味着多样化，同时也意味着流动性。



它所创造的机会可以使目前地位低下的人成为明天享有特权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无论他属于上流社会还是处于社会底层，都能享有更加富裕、更加完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