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以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闻名，曾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强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反对政府干预，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则是他阐述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一问世就对美国里根政府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有极大影响，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好的50本书之一。
《资本主义与自由》除序言和绪论外，共有十三章，主要内容涉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货币的控制、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资本主义和歧视、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职业执照、收入的分配、社会的福利措施、贫穷的减轻等。
本书着重介绍了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介绍了政治自由，以进一步来讨论它与经济自由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主要深入探讨两大论点。首先探讨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这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探讨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题，后面几章则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
在绪论中，弗里德曼就就肯尼迪总统的一句经典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讨论了自由人和国家的关系。联邦政府能够以公众的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途，都是正确的。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那就是政府永远做不到像个人行动那样多样化和差异地行动。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社会仍未完全脱离经济大危机的阴影，同时冷战也刚开始升温。在约翰•肯尼迪和之后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执政下，联邦政府在国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等领域的开支急速增长。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增加政府开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大危机而产生的新政也被社会上大多数知识份子支持，并以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替政府干预辩护。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实际是渴望回归到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政治自由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方面。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弗里德曼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十九世纪初期，边沁和哲学的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为经济自由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显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另一种不同的关系，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国家中，结果并不是压制了自由，而是把经济政策倒转了过来。尤以英国的“协议控制”法令为例。
一个自由社会中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提供我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和迫使否则就不会参加游戏的少数几个人遵守这些规则。只有对负责任的个人而言，自由才是可以维护的目标。我们不主张对疯子和儿童的自由，对我们认为是不负责的那些人来说，家长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本章的结尾，弗里德曼简单地列出美国政府现在从事的某些无意义的活动。
自古以来，货币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统治者在具有议会的情况下，往往能够不取得议会的明确的同意而能从广大的人民那里索取到大量的钱财。弗里德曼指出，那次经济大萧条其实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货币的安排而论，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既不理想，因为它造成生产货币商品所需的大量资源的费用；它又行不通，因为使它能生效的神话和信念并不存在。
国际货币安排具有技术性和难于克服的复杂性，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市场经济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直接控制外汇开始。为了更有力地论述这一点，弗里德曼详细列出若干美国为了形成一个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应采取的措施。
谈到财政政策，一方面，消费者越是坚持在一定的收入中花费掉一定的数量，投资者越是不管成本大小而坚持购买一定量的资本品，则结果越是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极端。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越是在他们持有的现款和收入之间坚持一定的比例，则结果越是接近于严格的货币数量论的极端。然而，不论如此广泛地被接受的关于财政政策影响的观点是否正确，它们在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政府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干预经济生活。
政府有两个干预教育的理由。第一个是相当多的“邻近影响”的存在，即一个人的行动迫使其他人为之支付相当大的代价，而又无法使前者赔偿后者的情况。第二个是对孩子们和其他对自己行动不负责任的个人的家长主义的关怀。对公民的一般教育和专业的职业教育这两个领域，邻近影响和家长主义关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之处，而且所应采取的行动的类别也是非常不相同的。
弗里德曼坚信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
依我看来，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制定与时俱进的经济政策才是真理。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形势下，领导班子只有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才能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我衷心期待中国政府在实现我国经济大变革的同时能够兼顾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避免寻租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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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3 00:57:14